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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季,Benny's Collection 與 Soundman 攜手打造了全新聯名外套:「SWINGER」。靈感源自 1940 至 1950 年代風靡一時的 Swing Jacket,我們把當年那股追求自由與個性的風潮,重新詮釋進這件作品之中。從一段旋律開始:Swing Music 的發展 在 1920 至 1930 年代,一種名為 Swing 的爵士樂風格開始興起。表演多以獨奏者為核心,搭配即興演奏,輕快跳躍的節奏,讓整個舞池都跟著熱絡起來。伴隨這股氣氛,爵士樂逐漸成為當時年輕人最熱衷的社交語言。從西裝外套,到 Sport Jacket 同一時期,男士的日常穿著也悄悄起了變化。1930 至 1940 年代,一種短版、保留肩部活動空間、腰間做適度收束的休閒外套開始普及,人們稱它為「Sport Jacket」。隨著大專院校體育活動、汽車與戶外運動的盛行,這類不綁定特定正式場合的外套,逐漸取代了西裝外套的拘謹穿著,把男裝帶往更自由、更休閒的方向,同時也讓這類短版外套更容易融入各種穿搭組合,上下身的比例調整也變得更加輕鬆。SWINGER:將搖擺節奏,融入自在版型細節 在 Swing 文化最鼎盛的 1940 到 1950 年代之間,一款被稱為「Swing Jacket」的外套也應運而生,概念源自爵士樂裡「Swing」特有的搖擺節奏,刻意將每一拍的後半段加重、拉長,讓平整的節奏帶上一種彈跳、搖晃的韻律感。因此 Swing Jacket 在版型與細節上,也多了幾分自由、隨性的設定。本次推出的「SWINGER」,正是以 1930 至 1940 年代的美式休閒外套為基礎,融合 Swing Jacket 的精神重新打造。袖子採用能釋放更多活動空間的拉克蘭袖(Raglan Sleeve),呼應自由搖擺時所需的活動餘裕;下擺兩側也加入了可調節、收束的機制,方便依照個人需求調整寬鬆度。細節上,左肩側的口袋提供了更多元的收納空間,腋下透氣孔的配置,讓長時間穿著也能維持舒適;可自由調整開合程度的雙開拉鏈,則讓這件外套不只是單純的復刻之作,而是加入了更貼近現代穿著習慣的機能巧思。真正讓人眼睛一亮的,是畫龍點睛的領片設計,以及袖口內側的燈芯絨配置,這是我們特別為各位準備的驚喜細節。面料選用了具備防風、防潑水機能的 Moleskin——純棉材質,卻帶有麂皮般的細膩質感,會隨著反覆洗滌與穿著,逐漸顯現出專屬於你的舊化效果,讓這件外套,越穿越有味道。若你也喜歡那個年代對自由與律動的追求,「SWINGER」會是這一季,值得你入手的一件外套。
飛行外套,不一定只屬於秋冬 多數人想到飛行外套,第一個浮現的往往是 MA-1:厚實、短版、帶有強烈軍裝氣息,也常被視為秋冬飛行外套的代表。但在美軍飛行外套的系統裡,並不是每一件 Flight jacket 都為寒冷氣候而生。對於亞熱帶國家而言,相較於厚重、保暖取向的 MA-1,一件輕量、俐落、適合過渡季節穿著的 L-2 Flight Jacket,無疑是十分實用的選擇。保留了飛行外套最迷人的短版比例、尼龍光澤、羅紋收束與軍事細節,卻少了厚重內裡帶來的季節限制。如果說 MA-1 是許多人認識飛行外套的入口,那麼 L-2 則是更細膩的一步:它讓我們理解,軍裝不只是厚重與粗獷,也可以是輕盈、乾淨、增加比例的優秀單品。圖右:Neil Armstrong 圖左:Fred Drinkwater 從飛行任務到日常男裝:L-2 的歷史背景 飛行外套的發展,與飛行環境、軍事科技與材質演進密切相關。在 L-2 出現之前,美軍飛行外套已有一條相當清楚的演進線索。通常以皮革、羊毛或厚實材質為主,目的是適應高空低溫與開放式或早期機艙環境。而隨著飛機設計、機艙條件與戰後合成纖維技術進步,尼龍逐漸成為飛行外套的重要材料。大前輩 A-2 Leather Flight Jacket二戰期間,A-2 Leather Flight Jacket 是最具代表性的皮革飛行外套之一;但隨著戰爭後期物資、量產效率與飛行環境需求改變,棉質外層、羊毛或羊駝毛內裡的 B-10、B-15 等外套開始取代部分皮革飛行外套的角色。其中,B-15 對後續 L-2 與 MA-1 系統尤其重要。B-15 保留了短版飛行外套的基本輪廓,並加入了袖袋、前方斜插口袋、羅紋袖口與下擺等元素。這些細節後來都成為尼龍飛行外套中極具辨識度的設計語言。不過,B-15 仍帶有戰時飛行外套的過渡特徵,例如較厚重的保暖結構與毛領設計。1954 / Marilyn Monroe 著用 B-15C 於韓國 進入噴射機時代後,飛行員面對的是更狹窄的座艙、更高速的飛行環境,以及與早期螺旋槳飛機不同的穿著需求。過度厚重、吸水後不易乾燥的傳統材質逐漸不再理想,尼龍這類更輕、更穩定、更適合量產的合成纖維,開始成為戰後飛行服的重要方向。 L-2 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。其規格可追溯至 1945 年前後,實際生產多集中於 1947–1949 年間。這個時間點非常關鍵,當時二戰剛結束,美國空軍也在 1947 年正式自陸軍航空隊體系中獨立,飛行服裝開始反映戰後軍事組織、航空技術與制服形象的變化。相較於厚重的飛行外套,L-2 的定位是 Light Zone Jacket,也就是適合較溫和氣候區間使用的輕量飛行夾克。為飛行員在相對溫和氣候、基地、機艙或任務移動中提供輕便、防風、具活動性的穿著選項。與二戰時期常見的皮革飛行外套相比,L-2 的尼龍外層更輕,更符合戰後飛行服追求效率、活動性與量產穩定性的需求。也因此,L-2 的出現不只是單一款式的誕生,更代表美軍飛行外套從「厚重保暖」走向「尼龍化、輕量化、機能化」等時代需求下的關鍵節點。 L-2 Flight Jacket 的設計細節 L-2 的魅力,很大一部分來自它在輕量結構中保留下來的軍裝細節。從外觀來看,L-2 已經具備後來飛行外套常見的幾個標誌性元素:短版輪廓、尼龍外層、羅紋袖口與下擺、左袖拉鍊口袋、肩袢、拉鍊檔片,以及前身口袋配置。作為美軍飛行外套系統中的輕量款式,屬於 flight jacket 之中,較適合溫和氣候與過渡季節穿著的類型。不像 MA-1 偏向 intermediate zone,也就是較具保暖性的飛行外套系統,而是更強調活動輕便,在機艙或溫暖等環境下的穿著需求。延續 A-2、B-15 等大前輩的短版比例,讓飛行員在座艙中活動時不易壓迫到腰椎,也讓外套在視覺上形成明確的俐落腰線。放入當代穿搭中,短版能有效拉高比例,尤其搭配中高腰軍褲、Chinos 或丹寧褲時,相較長版外套更顯率性。輕量而具有稀微光澤感的外觀,也讓 L-2 具備與傳統軍裝不同的視覺表情。 圖左至右:L-2 / L-2A /L-2BL-2、L-2A、L-2B:各代年份與差異 L-2 系列大致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階段:L-2、L-2A、L-2B。這三者之間的差異,不只是名稱改變,也反映了美國空軍在戰後初期的制服色彩、任務需求與飛行服規格調整。1. L-2|1940s 後期 MIL-J-5391系列中的早期型號,於 1945 - 1949 年間生產,介於二戰結束與噴射機時代快速展開之間。此時的 L-2 延續了 B-15 以來的短版飛行外套語彙,但改以更輕量的尼龍材質呈現。具備肩章、羅紋袖口與下擺、袖袋、皮革氧氣面罩固定片(Oxygen Mask Tab)等實用設計,整體比厚重飛行外套更輕便,也更適合溫和氣候穿著。代表著噴射機時代與尼龍飛行服系統開始成形時的早期樣貌。 2. L-2A|1950 - 1952 年前後 MIL-J-5391A / 5392AL-2A 是 L-2 的後續型號,最常被提到的特徵是與美國空軍藍色系統關聯。1947 年美國空軍獨立後,制服與飛行服在視覺形象上逐漸與陸軍系統區隔,L-2A 的藍色調便常被視為這段空軍形象轉換中的代表。此時期部分 L-2A 的氧氣面罩固定片開始改為尼龍材質。可惜的是,當時由於在韓戰中發現,飛行員若不幸迫降敵境,L-2A 鮮豔的空軍藍在地面隱蔽性極差、極易被敵軍捕獲,因此僅生產約 1~2 年便迅速遭到淘汰。相較於 L-2,L-2A 在色彩語言更具空軍識別性。對收藏者與復刻愛好者來說,L-2A 的魅力往往來自它短暫、特殊且具有時代象徵性的 USAF Blue。 3. L-2B|1952 - 1978 年 MIL-J-7448L-2B 是系列中最被廣泛認識的版本。它可視為 L-2A 之後的輕量飛行外套的改良型號,通常採用 Sage Green 等更接近後來美軍飛行外套印象的色彩系統。記取韓戰教訓後,軍方在 1952 年(部分規範於 1955 年正式確立)推出了更著重戰術隱蔽與耐磨強化的 L-2B。此後一路到 1978 年,夾克的整體名稱沒有改變,但隨著設計的改進和完善,軍規編號也隨之更新。 L-2B 從 MIL-J-7448 發展到 MIL-J-7448J,中間的每個字母都隨著設計的更新添加到規格末尾。最後一批 L-2B 於70年代末期配發,之後被 CWU-36/P 取代。60 年代起,部分後期版本也可見 Emergency Orange Lining,也就是高可視度橘色內裡。這類設計與飛行員在搜救階段下提高可視性的需求有關,也成為後來飛行外套文化中非常具象徵性的細節之一。 型號主要時期代表特徵風格與穿著定位B-151940s 中期毛領、短版飛行外套輪廓、袖袋、保暖結構L-2 與 MA-1 的重要前身之一L-21940s 後期輕量尼龍、肩章、羅紋袖口與下擺、袖袋戰後初期輕量飛行外套代表L-2A1950 年初USAF Blue 色系、延續 L-2 輕量結構美國空軍獨立後的形象轉換象徵L-2B1950s 中期以後Sage Green、輕量結構、部分後期版本具橘色內裡最具代表性的輕量 flight jacket,適合春夏與過渡季MA-11950s 起較厚保暖結構、無肩章、針織領、飛行夾克經典輪廓intermediate zone 飛行外套,秋冬感更強CWU-36/P1970s 後Nomex 阻燃材質、翻領、大型口袋現代溫暖氣候飛行夾克CWU-45/P1970s 後Nomex 阻燃材質、較保暖版本現代寒冷氣候飛行夾克 L-2 與 MA-1:不是厚薄差異而已 簡單來說,L-2 系列與 MA-1 都是戰後尼龍飛行外套系統的一部分,但兩者對應的是不同穿著氣候與任務需求。MA-1 屬於較具保暖性的 intermediate zone flight jacket,設計目標是提供飛行員在較冷環境中的保護。它通常沒有肩章,領口也以針織羅紋取代早期 B-15 的毛領,避免干擾飛行裝備,同時維持俐落外型。而 L-2 系列則偏向 light zone,也就是溫和氣候與輕量穿著需求。具備肩袢與腰帶中側的三角檔片,少了 MA-1 的厚重保暖結構,穿感更接近一件薄外套。對台灣穿著環境來說,因其更輕薄、更有過渡季節適應性,在初春夏末、秋冬涼意、冷氣環境、夜間外出、需要外套層次但不需要厚重保暖時,L-2 反而是一件更容易被放入日常的軍裝外套。圖左:L-2B / 圖右:MA-1 L-2 的後繼型號:從 L-2B 到 CWU 系統 L-2B 之後,美軍飛行外套並沒有停留在傳統尼龍材質的形式。隨著航空安全標準與材質科技變遷,後續飛行外套逐漸走向 Nomex 阻燃材質與 CWU 系統。其中,CWU-36/P 可視為較溫暖氣候使用的輕量飛行夾克,而 CWU-45/P 則是偏寒冷氣候的版本。兩者在外觀上已經明顯不同於 L-2B 與 MA-1:翻領、大型前袋、較現代化的版型與阻燃材質,都讓它們更接近現代軍用航空服裝,而不是 1950s–1960s 的 classic flight jacket 語境。也因此,從服裝史角度來看,L-2B 可以被視為傳統尼龍飛行外套美學中非常關鍵的一站。保留了短版 bomber jacket 的經典比例,也仍具備強烈的 1950s–1960s 軍裝視覺語言;再往後的 CWU 系統,則已經進入另一個更現代、更安全規格導向的飛行服時代。結語 アメカジ 的有趣之處,在於它不是單一風格,而是軍裝、工裝、運動服、Ivy、Outdoor 與牛仔文化交織而成的日常穿著系統。在軍裝歷史扮演重要地位的 L-2 Flight Jacket,不像 M-65 那樣帶有強烈野戰外套氣息;有著尼龍機能感,但不像現代機能外套那麼科技化;有短版外套的俐落比例,也能和工裝襯衫、軍褲、Chino、Oxford Shirt 一起組合。L-2 的迷人之處,不在於它有多搶眼,而在於它把飛行外套的浪漫壓低到日常可以穿著的尺度。換句話說,L-2 是一件能讓衣櫃變得更有層次,但不會太難駕馭的軍裝外套。不像厚重 MA-1 那樣明確宣告季節,也不像皮革飛行外套那樣帶有強烈姿態。L-2 更輕、更短、更安靜,卻仍然保留了軍裝外套該有的結構感:袖袋、羅紋、尼龍光澤、肩線與腰身比例,都在提醒你它來自一個功能先於裝飾的年代。這也是為什麼它適合台灣。真正好穿的經典,不一定是最厚、最重、最有存在感的那一件,而是能在日常氣候、生活節奏與個人衣櫃中找到位置的單品。對剛接觸アメカジ的人來說,是一件理解 Flight jacket 系統的入口;對進階玩家來說,它則是一件值得細細品味季節、年代與規格脈絡的單品。延伸瀏覽 TAKE5 官網中的 L-2 Flight Jacket、飛行外套與 Military Jacket 選品,從一件輕量外套開始建立自己的實用衣櫥。
在當今快速變遷的服飾產業中,方巾(Bandanna)往往被視為次要的配件,甚至被主流時尚圈定義為純粹的街頭符號 。然而 於 2019 年誕生的One Ear Brand ,其結合了歷史考究、工藝與現代藝術的理念,徹底顛覆了這個印象。今天就讓我們一同深入探索這個品牌的獨特魅力吧 。 靈魂人物:從文化記錄者到方巾職人 要了解 One Ear Brand,我們必須先認識其幕後推手 Jonathan Lukacek,Jonathan 是一位出生於美國但在日本已經生活了 15 年的設計師,他初抵日本時便落腳於關西地區,並因為大阪的人情味、飲食文化以及類似他家鄉的氛圍,選擇長居於此。 在創立品牌之前,Jonathan 經營了名為「The Bandanna Almanac」的部落格長達 10 到 12 年(目前部落格已關閉),致力於記錄並推廣頭巾文化 。 平田和宏(中), Jonathan(左) 他更曾與知名品牌 Kapital 的 Kiro Hirata (平田和宏)密切合作 。Jonathan 將柿澀染(Kakishibu)與藍染(Indigo)結合的想法引薦給品牌,進而促成了 Kapital 標誌性的 Century Denim 誕生 。隨著兩人的關係不斷加深,Jonathan 還參與 Bandanna Museum 的籌建工作,展出橫跨百年的珍貴頭巾歷史,並開始在 Kapital 大阪門市工作。這些深厚的底蘊,為 One Ear Brand 的誕生奠定了無可取代的基礎 。 品牌的核心理念:反思現代消費的慢工藝 為了追求心目中的完美標準,Jonathan 花費了將近十年的時間,才找到願意配合開發客製化布料的日本工廠 。在講求效率與量產的現代紡織業中是極其艱難的任務 。 布料堅持採用 100% 純棉材質 ,最令人著迷的是堅持使用老式梭織機(Shuttle woven)來製作,使得每條頭巾的兩側都帶有傳統的「布邊」(Selvedge) 。Jonathan 始終認為布邊是經典高品質的象徵,代表著對布料的用心與堅持 。 將頭巾視為純粹的藝術畫布,並跳出市場上千篇一律的變形蟲(Paisley)圖騰窠臼。Jonathan 負責產品的製作、設計與創意指導,而品牌所有的藝術圖案則交由 Yurika Shikai、Alessio Vitelli 以及 Kaga Satoshi 等藝術家親手操刀 。 以經典 Camel Brand為系列推出的 50x50 公分方巾 尺寸上提供了 90 x 90 公分以及 70 x 70 公分的版本 ,這些大尺寸頭巾在視覺上往往讓人聯想到奢侈品牌的絲巾,擁有極高的大膽配色與搭配性 。除了大尺寸,品牌近年也特別開發了經典復古的 50 x 50 公分款式,重現了 1800 年代的歷史規格 。 風格展現與生活實用主義:為生活而生 Jonathan 期望頭巾能成為一種多功能的實用工具,而不僅限於特定次文化的標籤 。他大膽挑戰大家,在日常生活中盡可能多地使用頭巾,證明這是一塊能應用於各種情況的不可或缺之物 。 正如品牌所宣導的,這些產品不僅僅是為了時尚,更是為了生活 。可以將它用作包裝禮物、當作俄羅斯頭巾(Babushka)、披肩(Pashmina)、圍巾、希賈布(Hijab)或領巾等,實用性極高 。 透過 Jonathan Lukacek 十年如一日的執著、Yurika Shikai 等藝術家的原創畫筆,以及日本關西職人們的精湛手藝,一塊看似簡單的方形布料,被成功賦予了深厚的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 。在這個充斥著大量製造與複製貼上的年代,One Ear Brand 就像是一股清流。闡述真正的時尚,在於是否願意細細品味一件單品背後的匠心,並將其真誠地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。 One Ear Brand 重新打開了 Bandanna 的想像邊界。從 Jonathan Lukacek 對頭巾文化的長期記錄,到日本工廠以老式梭織機製作 Selvedge Bandanna,再到藝術家筆下不受傳統 Paisley 限制的圖案語言。讓方巾重新回到「生活工具」與「個人風格」之間。對台灣夏季來說,Bandanna 是一件小而實用的配件。它可以作為領巾、防曬、包巾、頭巾,也能在 T-shirt、工裝襯衫、軍外套、丹寧與短褲之間,替整體穿搭加入更明確的色彩與層次。若想從日常細節開始嘗試這類配件,可延伸瀏覽 TAKE5 官網中的 One Ear Brand、Bandanna 與 American Casual 配件選品。
Bandana的誕生:從印度綁染到大航海時代 「Bandana」一詞的起源,普遍被認為來自梵文的「badhnati」(意即綁或打結),或是印地語的「bandhani」(一種廣泛用於製作方巾的傳統綁染技術)。歷史可追溯至 18 世紀印度的清奈與古波斯,最初被用來保護頭部與頸部免受烈日和沙塵的侵襲。透過殖民與全球貿易,這個名稱在 18 世紀中葉左右進入了英語辭典。後來經由葡萄牙語轉譯為英語的「bandannoe」,最終演變成我們今天所熟知的 bandana。 Paisley 圖騰的波斯血脈與蘇格蘭崛起許多人聯想到方巾,就會想到著名的「佩斯利」(Paisley,俗稱變形蟲)圖騰,但它其實並非發源於蘇格蘭的佩斯利鎮,而是來自曾為波斯帝國一部分的喀什米爾地區。這個獨特且複雜的彎曲淚滴狀或羽毛狀圖騰,最初是基於印度的松果設計,在波斯語中被稱為「boteh」。Boteh 擁有多重含義,包含了灌木、叢林、棕櫚葉或花苞,並象徵著生命、永恆與生育。 到了 18 世紀,印有 buta(boteh 傳至印度後的稱呼)圖案的喀什米爾羊毛披肩,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口至歐洲,迅速大受歡迎並成為地位的象徵。隨著需求大增導致價格飆漲,歐洲(尤其是英格蘭與蘇格蘭)的製造商開始生產自己的仿製品。有趣的是,這個圖騰在法國被稱為「蝌蚪」,在威爾斯被稱為「威爾斯梨」,在美國則被稱為「波斯泡菜」。最終,隨著蘇格蘭紡織業的崛起,佩斯利(Paisley)這個名字深植人心,成為傳遍全球時的通用名稱。 工裝與抗爭的鮮紅印記:礦工與女工的頸間革命 到了近代,方巾成為了勞工團體與弱勢發聲的載體。1921 年的西維吉尼亞州煤礦工人大遊行,是美國勞工史上最大的武裝起義之一。當時超過一萬名聯合礦工工會成員在脖子上繫著紅色方巾,要求成立工會,這也是貶義詞「紅脖子」(redneck)一詞在歷史上普及的由來之一。這條紅色方巾成為了階級與多種族團結的象徵,代表了他們為爭取公平條件而不懈的奮鬥。儘管這場被稱為布萊爾山戰役(Battle of Blair Mountain)的衝突最終由資方佔了上風,但本事件也成功點燃了為全國工會工人爭取更好待遇的變革之火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,方巾的經典地位得到了再一次的鞏固。當時美國女性進入工廠,接替上前線的男性勞動力,她們使用方巾將長髮綁起以利工作。為了鼓勵女性投入工業而創造的標誌性人物「鉚釘女工蘿西」(Rosie the Riveter),頭上那條紅底白點的方巾,成為了力量、勞動與女性賦權的象徵。這個形象深深烙印在美國文化中,並在後世的女性主義運動中歷久不衰。 政治宣傳的畫布:見證美國獨立的紀念方巾 方巾普及化的一個開創性事件,發生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。喬治·華盛頓的妻子瑪莎·華盛頓,委託了一位無懼英國紡織印花禁令的印花工匠約翰·休森(John Hewson),設計了一款印有華盛頓將軍騎馬英姿的紀念方巾。這被認為是史上第一條(至少是我們如今定義上的)方巾,並啟發了隨後幾個世紀的政治文宣形式。到了 1950 年代,政客們開始將競選標語印在方巾上,並在艾森豪 1952 年的競選活動中達到了巔峰。 製造工藝的百年演進:從土耳其紅到大象品牌我們今天所見的經典印花方巾,其耐用性與鮮豔的色彩必須歸功於一種被稱為「土耳其紅」(Turkey red)的染色工藝。這種工藝在 1785 年由一位法國企業家帶到蘇格蘭,過程極為繁複,需要使用茜草根、茜素,甚至羊糞、牛血與尿液來將染料固定在布料上。這種奇特的配方產生了極高評價的色彩,且不會因陽光曝曬或洗滌而褪色。 後來,紐約的 Davis and Catterall 公司在 1920 年代至 1970 年代間將美式方巾發揚光大。這個品牌被古著收藏家們稱為「大象品牌」(Elephant Brand),因其方巾上印有小大象標誌與「不褪色(FAST COLOR),100% 棉」的字樣,被廣泛認為是原汁原味美式方巾的代表。大象商標更在 1950 年代經歷了從「象鼻朝下」改版為「象鼻朝上」(Trunk Down / Trunk Up)的細節演變,以此來區別於其他競爭對手,至今仍是愛好者津津樂道的考究細節。 Bandana 之所以能從印度綁染、波斯 Paisley 圖騰、歐洲紡織貿易,一路走進美式工裝、勞工運動與 American Casual 風格,正是因為它從來不只是一條裝飾性的方巾。無論是點綴於粗獷的工裝襯衫領間、搭配俐落的復古軍外套,或是為簡單的丹寧造型增添視覺焦點,一條方巾都能瞬間為你的穿搭注入洗鍊的層次感與獨特的靈魂。它可以是遮陽、防塵與工作時的實用工具,也可以是政治立場、文化記憶與個人風格的象徵。品味過方巾背後考究的歷史與工藝後,若想從日常細節開始建立自己的美式經典風格,可延伸瀏覽 TAKE5 官網中的 Bandana、Work Shirt、Military Jacket、Denim 與 American Casual 配件選品,感受這份跨越世紀的經典魅力吧!